信息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互聯網環境對版權交易方式和版權相關服務模式帶來了挑戰。作品創作周期縮短，更新使用頻率加快，傳統的業務模式和流程已經不能滿足作品的版權保護需求。特別是在創意設計領域，實用工業品設計、網頁設計等作品數量巨大而生命周期又短，現有的作品登記手段從時效性和便捷性上已經不能適應需求。中國版權保護中心近日為此召開了“互聯網環境下的版權服務新模式—作品保管”論壇，由相關部門和創意領域、互聯網領域代表一起，多角度探索適應互聯網特征的新型版權服務模式。

數字技術變革傳播模式 

在傳統領域，往往一個作者創造出一個作品后要想傳播出去比登天還難。而數字網絡環境下，任何作者創作作品之后通過網站輕而易舉就可以傳播出去。

“數字網絡技術的不斷發展及其廣泛應用，無異于是對版權保護這項事業的一場革命。”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政策法制司司長王自強如是說。他從四個方面分析了數字技術給版權作品傳播帶來的巨大改變：

首先，數字技術打破了作品創作者與傳播者間的傳統分工。在傳統領域，作者就是作者，傳播者就是傳播者，往往一個作者創造出一個作品后要想傳播出去比登天還難。而數字網絡環境下，創作平民化、傳播廣泛化，任何作者創作作品之后通過網站輕而易舉就可以傳播出去。

其次，數字技術打破了作品傳播手段清晰明了的狀態。傳統領域文字作品是通過出版的方式來傳播的，音樂戲劇作品基本上是通過表演這樣的手段來體現的，而視聽作品往往是通過廣播電視這樣的方式提供的，它們涇渭分明、互不相關，但是互聯網把所有的載體形式都通過網絡一個途徑來實現了。

再次，數字技術打破了內容提供商和技術服務商的界限。在法律上，內容提供商和技術服務商（SP）是可以界定的，但是實踐中，沒有一個SP滿足于僅僅提供服務，不管有意還是無意，SP在傳播作品的同時已經成為作品的使用者。司法實踐中，法官和行政執法人員都難以對此進行明確劃分。

最后，數字技術打破了作品交易點對點的傳統授權方式。在沒有網絡的時代，一個出版社一年可能出300種圖書，一年只需要找300個人授權；一個劇院一年上演幾十部戲，找到幾十個作者也相對容易。但在互聯網時代，有的內容聚合平臺一天傳播的作品就數以萬計，無法每天都能針對上萬件作品直接點對點獲得授權。

數字網絡環境下，版權所有者個人維權風險在增加，難度在提高。而面對數字網絡給傳統版權制度帶來的全面挑戰，權利人需要有效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這需要版權社會組織和服務機構不斷豐富版權服務業務內容。作品保管這種新型服務模式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應運而生的。

用第三方證明化解糾紛

如果不能提供有效的作品創作完成證明，作者的創意設計不能得到有效保護，勢必會影響作者的創作熱情，進而影響作品的產量和效益。

2014年，中國版權保護中心推出了一種全線上的版權服務模式—作品保管，目的是為著作權人提供更加及時、方便、快捷、安全的證明服務。

說起作品保管，不得不提到不久前剛剛發生的一起著作權糾紛。曾經給無數“80后”帶來美妙童年回憶的動畫片《大頭兒子和小頭爸爸》最近因為著作權糾紛惹上了官司—原告杭州大頭兒子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和被告央視動畫有限公司都認為，自己擁有動畫主要人物“大頭兒子、小頭爸爸、圍裙媽媽”形象的著作權。雖然這起糾紛目前尚未塵埃落定，但這已經讓業界發出了感慨：在重新利用過去的動漫人物形象設計動畫時，最初的創作底稿已經很難被找到，紙質或口頭的合同也難覓蹤跡，再界定權利的歸屬變得十分困難。

如果不能提供有效的作品創作完成證明，作者的創意設計不能得到有效保護，勢必會影響作者的創作熱情，進而影響作品的產量和效益。“如果能對創作出來的動漫作品底稿及時進行作品保管，萬一遇到權利糾紛，取證就會便捷得多，‘大頭兒子’這樣的版權糾紛或許很快就迎刃而解了。”北京電影學院動漫學院教授張麗這樣表示。 　　在王自強看來，作品保管的基本功能在于第三方證明。“通俗地說，當一個作品發生版權爭議或者一方認為另一方侵犯自己權利的時候，不是由當事人雙方舉證，而是由當事人之外的第三方提供證據。作品保管與作品登記兩者都具有初步證據的功能，特別是現在的軟件登記和作品登記，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中明確規定，在無相反證明的情況下，就可以作為判案的初步證據。作品保管雖然沒有上升到法律或者司法解釋層面，但其功能完全一樣，同樣可以作為初步證據而存在，在解決糾紛、化解矛盾時發揮證據作用。”

守護作品最佳保鮮期

作品登記需要履行嚴格的登記程序，花費的時間較長；作品保管即來即登，兩天完成，更利于更新頻率快、復制成本低的作品保護。 　　既然過去已經有了版權登記這一版權證明形式，為何還要開發作品保管業務呢？據中國版權保護中心副主任范繼紅介紹，作品保管最大的特點就是“快”。一件實用工業設計作品最佳的生命周期為1年，有的甚至僅為3個月。目前著作權登記完成一般需要兩個月，如果設計作品在完成后3個月內出現版權爭議，僅靠著作權登記還無法有效證明作品版權權屬。而作品保管業務所有步驟全部在網上操作，隨時隨地可提交申請。申請人只需在線填報作品保管申請表，網上支付費用，然后郵寄密封的作品樣本復制件和申請表，中心接收材料并受理后，兩個工作日內完成作品保管，并向申請人發放保管憑證并發出公告。保管憑證和保管作品可以作為作品創作完成的證據。依托中國版權保護中心作為國家級版權公共服務機構的公信力，作品保管的證明材料可以在作品的創作、使用和傳播過程中即時發揮證明的作用，支持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主張。

作品保管與作品登記一樣，在無相反證明的情況下具有初步證據的功能。但作品登記需要履行嚴格的登記程序，花費的時間較長；作品保管即來即登，兩天完成，更利于更新頻率快、復制成本低的作品保護。“它不僅豐富了中國版權保護中心的業務內容，也為促進版權的創造、運用和保護提供了新的途徑和手段。”王自強介紹說。

平臺不斷擴張，會使各類版權使用者都知道這里有好東西，就會形成一個巨大的版權超市，不同門類的使用者都能在這里找到需要的東西。

據范繼紅介紹，作品保管業務已經嘗試在線下連續開展了兩年，并從去年開始采用了作品保管信息數據庫業務平臺。從保管業務實踐來看，申請保管的作品所涉及的類型主要為美術類和文字類，美術類作品中產品包裝、設計、平面LOGO、立體圖形的設計所占比重相當大；從申請保管作品的地域分布來看，北京、廣東、重慶等地申請量比最為集中。這些數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版權相關產業在這些地域的發展活躍度。

保護是手段，應用才是目的。王自強認為，作品保管的一個更重要的作用是，登記機構通過信息網絡平臺公開保管作品的信息，可進一步打造版權超市，促進版權交易。相反，現有的版權登記制度下，其作品登記信息因可能涉及商業利益等不能被公開，這使得每年上百萬件作品的版權信息資源束之高閣。

王自強進一步解釋說，著作權保護是要將潛在的智力成果轉化為現實的社會生產力，在滿足社會公眾需求的過程中使版權所有者獲得相應的利益，這是辯證的關系。建立科學完善的版權交易機制是實現版權運用的基本路徑，建立作品保護的服務模式是對作品登記制度的完善，也是構建版權交易機制的實現形式。雖然現在我國軟件登記量已經超過20萬件，作品登記量超過百萬件，版權存量資源巨大，但這些資源是靜態的，作品不會被市場所知曉。但是作品保管可以通過信息網絡平臺向市場公開信息，從而使大量有用的作品資源在這個平臺上進行聚集，形成一個龐大的版權作品的資源庫，個人也可以通過該平臺把自己的作品推出去。“好酒也怕巷子深”，平臺不斷擴張，會使各類版權使用者都知道這里有好東西，就會形成一個巨大的版權超市。版權資源隨之被盤活了，不同門類的使用者都能在這里找到需要的東西，平臺的建立也就對版權運用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 

期待實現隨時隨地保護 

建議借助微信、微博等開放平臺，讓作品保管實現24小時服務。 　　在現代經濟中，版權內容覆蓋的產業正顯現出迅猛發展的趨勢，這些產業的發展相當程度上也依賴于版權制度設計和版權服務的方式和手段。范繼紅認為，有效的版權服務模式能夠支持相關產業高性能經營管理和市場運作，而版權對文化創意產業和知識經濟的培育支撐功能，正在全世界范圍內日益受到關注。以作品保管為例的新型版權證明服務，一方面在業務模式上是一種創新，另一方面也需要不斷完善。需要以現行的版權法律制度政策要求為基礎，以保障私權和公共利益的平衡為原則，以滿足產業發展需求為出發點，為構建全方位科學合理的版權服務體系發揮應有的作用。

廈門美圖公司美拍總編輯趙健作為采用作品保管平臺的“吃螃蟹的人”，他認為，作品保管憑證直接作為證據來打互聯網侵權官司，大大減少了原創者維權的時間和經濟成本，這對于創新型企業來說具有極大的吸引力。版權服務的下一個目標應該是更加方便用戶的接觸和使用。手機應用軟件“美拍”讓用戶隨時隨地可用手機拍攝視頻上傳到美拍平臺，從而產生了大量作品。采用全自助的維權模式，可以節約大量時間，讓用戶上傳作品后，可以方便地獲取和查詢自己作品的狀態，這是非常重要的價值點。趙健還建議，未來作品保管應該實現24小時服務。

為了探索新技術在版權服務中的進一步應用，讓科技手段在版權服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范繼紅表示，在現有的作品保管平臺的支撐下，未來將借助微信、微博等開放平臺，滿足申請者移動端訪問的需求。